目前看了不少维吾尔人的逃生经历,在汉人身上也适用,那就是对时局风向的判断太重要了。

像Nury Turkel因为出生在文化大革命的劳改营里(其实也是集中营名字不一样而已)所以从小就反贼,早在2000s初就润到美国。那时候还在全球化蜜月期,也还没开始强制收护照,所以是最容易润的时期。另一位《How I Surived A Chinese Re-education Camp》的叙述者Gulbahar女士,实际上夫妻两人在新疆是国企工程师,妥妥的中产阶级,而且Gulbahar称她以前对生活还算满意比较岁月静好不谈政治。但是因为丈夫比较反贼,早就不满国内对突厥民族的普遍歧视和言论压制,在06年时宁愿舍弃工程师职业也要润去法国一切从头来过当出租车司机。如果不是全家人的法籍身份和背后强大的新祖国,Gulbahar根本不可能在两年的政府谈判和扯皮后勉强放出来。而一位在埃及留学而且对国内风向毫无意识的米日古丽居然在集中营风头最劲的2017年回国,最后救了她的是因为跟埃及前夫生了孩子,前夫拉着埃及使馆人员来捞人(带回国的三个孩子,一个神秘死亡)

跟隨

@superdaenis 何伟的维吾尔朋友 Polat 也是,在2000年跑路到了美国。何伟写下了 Polat 的故事,同时穿插讲述维吾尔人在近现代史中的艰难困苦。文章发表于 New Yorker,至今已有二十年了。如今重读,唏嘘不已……newyorker.com/magazine/2002/10

@lekker @superdaenis 何伟讲polat的故事里,透露了一个重大信息,那就是本来应该是新疆维吾尔族世俗化模范的女首富是怎么被逼成反贼的

@Limbert @lekker 女首富原本还是全国政协委员模范爱国群众,所以变反贼后让他们尤为愤怒。把一位上了年纪的老太太形容成神通广大无所不能策划无数恐怖活动的神通也不知道显得谁更丢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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